
五京制是唐朝以后,广泛流行于游牧民族政权中的一种都城设置制度。顾名思义,这种制度是指一个政权内部设置五个都城,包括一个主都城和四个陪都城。事实上,类似的多都城制在历史上曾被许多王朝使用。例如配资快线,西周时采用了镐京为都城,洛邑为陪都的两京制;隋朝则设有西京大兴城、东都洛阳和江都扬州的三京制。此外,还有北宋的四京制和金朝的六京制等,这些都统称为多京制。尽管多京制有多种不同形式,但其中最为完善、影响深远的,莫过于辽朝的五京制,特别是在两宋时期,辽金等游牧民族政权对其进行了极大的推崇和发展。
五京制的由来:源于汉族,盛行于番邦
虽然五京制在辽金等游牧民族政权中得到了广泛流行和完善,但其根源却来源于汉族文明,且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。
展开剩余81%五京制,实际上是源自于汉族的陪都制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,华夏文明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都城的概念。比如,《竹书纪年》记载了夏朝的太康时期,斟鄩成为了都城,之后的夏桀也一直居住在这里。
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近四千年的历史中,陪都制一直与中国政权的兴衰更替相伴随。真正实行一国一都制的政权并不多见,秦朝、蜀汉以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小政权才是例外。
陪都制在西周时得到了系统化的确立。武王伐纣后,将镐京定为都城,称为宗周;为了进一步巩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,设置洛邑为陪都,称为成周。
从此,设立陪都成为加强对周边地区统治的有效手段,逐渐被汉朝、隋朝、唐朝继承并发扬光大,形成了后来所谓的“二京制”。系统完备的五京制模式,直到唐朝才正式确立。
公元618年,唐朝定都长安,随后逐步设立了河南府、太原府、凤翔府、成都府等作为陪都配资快线,最终形成了包括北京太原府、南京成都府、中京京兆府、西京凤翔府、东京河南府的五京制。
生发于汉唐,扎根于渤海,盛行于辽朝
令人惊讶的是,唐朝经过130多年的发展所创立的五京制,在历史上仅存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,到公元762年便被取消。然而,五京制却在遥远的渤海政权中扎根。渤海是由靺鞨族建立的政权,迅速崇尚并吸收了唐朝的制度,五京制在渤海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。
渤海国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698年,而五京制的初步形成始于大钦茂执政时期,他非常仰慕唐朝文化,并尝试建立三京制。最终,在大仁秀和大彝震的领导下,渤海国确立了龙泉府、显德府、龙原府、南海府、鸭渌府的五京制。
直到公元926年,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掉渤海国,并将其改为东丹国,五京制才从渤海国消失。然而,契丹人却将五京制完全吸收,并成为辽朝的都城设置制度。
辽朝五京制的设计和实施,标志着五京制的最终成熟。
辽朝五京制的概况
辽朝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,其汉化程度较高,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深远。《辽史》记载,辽朝在道宗时期,自认为已经代表了中华文明,并努力模仿华夏文明,尤其在都城建设上继承并发扬了五京制。
辽朝的五京包括:上京临潢府(今内蒙古赤峰市)、中京大定府(今内蒙古赤峰市)、东京辽阳府(今辽阳市)、南京析津府(今北京西南)、西京大同府(今山西大同)。这些都城的设立,展示了辽朝对五京制的全面实施。
辽朝五京制的设计和意义
辽朝设立五京制并非仅仅出于模仿华夏文明,而是综合考虑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。
首先,五京制的首要目的在于服务于政治和军事。五代十国时期,中原割据混战,辽朝趁机崛起,面对来自中原和草原的双重威胁。在此背景下,辽朝选择上京临潢府作为都城,这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,周围被七座山环绕,形成天然的军事防线,同时东部有渤海和两条重要的河流为保护屏障。
其次,辽朝在西京和东京设立陪都,以此加强对南方北宋和西方西夏的防御。辽西京(今山西大同)的设立正是为了监视并防御南北的敌人。辽东京则进一步巩固了对东部边界的控制,尤其是在辽朝灭渤海国后,对东部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。
其次,五京制的设计还考虑到经济因素。辽朝的五个都城中,辽上京临潢府、辽东京和西京承担着政治和军事职能,而辽中京和辽南京则更多地负责经济职能。
辽中京是辽国最重要的陪都之一,居民为汉化的奚族,他们擅长农业,因此中京也成为了重要的农业基地,满足了辽国对农产品的需求。
辽南京则是辽朝的经济中心,繁华程度超出了其他都城。它成为了辽朝与宋朝之间重要的贸易窗口,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流和融合。辽南京的市场上,商品琳琅满目,吸引了大量商人来往,成为了游牧民族与汉族文明交流的桥梁。
五京制虽起源于华夏,却在渤海国得到发扬光大,并最终成为辽朝的核心都城设置制度。辽国的五个都城各司其职配资快线,承担着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等多重功能,充分展示了契丹民族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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